the distance

醒了睡不著，乾脆把星期天看到剩下一點的何致和《外島書》看完。凌晨窩在被窩裡看小說，頗有幾分大三時在室友睡著熄燈的寢室裡窩在書桌和衣櫃的角落裡就著檯燈燈光看村上春樹的愜意。

算起來我「當兵」的經驗，就只有剛考上大學時的35天成功嶺軍訓（現在已經取消了）和國防役在關西的三個月新訓。在關西時是週休二日，星期五1800放假，星期天1900收假，因此雖然室內課的時間多，但是幾乎沒什麼人寫信，包括我在內，倒是趁著無聊的課看了七、八本小說。成功嶺就不一樣了，我印象中只有一次還兩次放那種早上一起搭車到第一廣場，傍晚前就再一起搭車回連上的假。所以幾乎每個人當拼命地寫信，包括我在內。

高中時看李敖和殷海光還以為台大長得就他們講的那個樣子，反正就是想太多，而且還天真的把系上的通訊錄拿來，對著連面都沒見過的學伴（照學號分）就寫起了信。現在想來那些當時收到我信的大學同學應該是有些黑直線吧，因為那段素未謀面的一個多月時間，是我感覺跟她們最熟的時候，不過顯然她們都非常地有愛心，還是願意回信。開學後，整天宅在學校的住宿生和家住台北的同學（大一時我們有兩班120人，30個女生裡有大概20個是北一女畢業的，90個男生裡，我想建中加附中應該有60個以上）很自然的分成了不常往來的兩群。

總之那時很愛寫信，應該說是太無聊了，笨笨地不知道可以帶書進去看，隔壁同學帶來的徐仁修又不厚，三兩下就看完了，不寫信還實在不知道要幹嘛。那時候寫信有個大的困擾是，因為要寫給不同的人，國中同學、高中同學（其實是雄中雄女大露營認識的失聯多年的乾姐）、大學同學，同樣的梗就要一寫再寫，寫到最後有時還會搞不清某件事是不是在上一封信寫過了。

35天結束一下成功嶺後，當然大部份的信就不再寫了。因為文字很快就會被更有效率的語言取代。然而現在回想起來，一有空就坐在中山室拿著筆寫寫寫，寫些或許有些千篇一律的東西，還是頗讓人懷念的。或者就像是何致和說的有些事並不是你看過別人痛苦掙扎然後等自己遇上時就會不痛了（啊？），或者是像上杉和也說的，能有一段時間其它什麼事都不想只專心的想一件事是很棒的。

我想我雜念太多。